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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事发后六个月
2019-03-21 14:49

  在好莱坞,人们常常会拿彼得·博格丹诺维奇来举例,告诫做人不要太骄傲自满。

  「我从不依照同龄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1971年面对《纽约时报》的时候他说道,「我以钦佩的导演作为标杆来评价自己——霍华德·霍克斯、恩斯特·刘别谦、巴斯特·基顿、奥逊·威尔斯、约翰·福特、让·雷诺阿以及希区柯克。我当然不会觉得我有任何地方能够像他们一样优秀,但我认为我也挺出色的。」

  博格丹诺维奇今年79岁,在他收获了终身成就奖的法国电影节上,他摔了一跤,恢复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消瘦了不少;他摔碎了自己的左股骨。我们在杂乱的餐厅桌前聊了聊,在这间托卢卡湖公寓的一层,不太大,他和前妻露易丝·斯特拉滕以及露易丝的母亲一起住在这里。

  在下面这场访问里,他谈及了自己的电影创作,和奥逊·威尔斯、昆汀等名导之间的关系,还非常坦诚地详述了自己和大制片厂之间的撕逼,以及自己的婚外情等八卦。

  博格丹诺维奇:不知道为何,它们总是竖着长。这很奇怪。他从不相信洗发水,只用「李施德林」洗头。看上去倒是还行,但那是一种抗菌剂你知道吗!

  记者:我读过一些关于你母亲的文章,却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不是真的。在你出生之前,你是有个夭折的哥哥吗?

  博格丹诺维奇:对。在我大概七岁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我当时在一间公寓楼的屋子里,父亲正在屋中画画。我看到一张画着金色头发男孩的草稿,我问道,「这是谁?」父亲说,「这是你的哥哥。」我又问,「我哥哥?」「对,他去世了。」别的他也没多说。

  我的妈妈从未提起过我哥哥。许多年后,在我母亲去世之前,我问过她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这场悲剧。她和我说了,但即使在那时,对她来说提起这件事仍旧十分困难。她哽咽了,无法继续叙说。我实际上是出生在悲剧中。

  博格丹诺维奇:是一次发生在厨房的意外。她当时在煮汤,我哥哥当时离汤锅很近。妈妈吓坏了,想要阻止哥哥碰汤锅,但汤锅还是翻了,汤洒在了他身上,继而因休克去世。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挺过来的。这件事应该是在1938年发生的。那时我哥哥只有一岁半。

  博格丹诺维奇:太可怕了。我父母二人都从未完全从这件事中走出来。我觉得她是一个好母亲。她很温暖,但又从不爱搂搂抱抱。这么看来,她与人之间有些疏离。

  博格丹诺维奇:不,那间公寓在前南斯拉夫。这件事发生在故国,事故之后,母亲就又怀上了我。她是在来美国的船上怀上我的。

  博格丹诺维奇:对,你该上网搜搜波里斯拉夫·博格丹诺维奇。我的妹妹做了一整个网站,你在上边能见到不少很棒的作品。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画家,在前南斯拉夫评价很高。但他放弃了这一切,只为拯救我的母亲和她的家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不是,但他们是。所以他为他自己、我母亲和我母亲的直系亲属申请了访客签证,在1939年来到了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当然,那只是表面原因。我父亲意识到了战争即将来临。

  记者:当我重看《最后一场电影》的时候,我首先注意到的是,片中居然有这么多的女性角色。艾伦·伯斯汀、艾琳·布伦南以及克萝丽丝·利奇曼,他们是如此的迷人。我们很少看到电影里能有如此之多的女演员的戏。

  博格丹诺维奇:我喜欢女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很擅长于拍女人。我从没这么想过。克萝丽丝很优秀,我告诉过她,她凭这部电影有机会赢得奥斯卡。她不停地说,「我想要和你排练最后那一幕。」我说,「别了,我不想看。」我想要它保持新鲜感。她可能排练了一百次,但除非到最后,不然我都不想看。我们拍了那一幕,而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拍的第一条。

  记者:那时候,你仅仅拍过《目标》(罗杰·科曼雇了博格丹诺维奇,让他用波利斯·卡洛夫的旧素材拍部电影。他就拍了1968年的《目标》,讲述了一个疯狂射击的越战老兵的故事。这部低成本电影从未有人看过。)。当你面对早有名气的演员说,「你会因为这部电影拿下奥斯卡」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很奇怪?

  博格丹诺维奇:这些我都认真考虑过的。和本·约翰逊一样,克萝丽丝已经在圈里待了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他们,也喜欢他们,但他们一直没有好的角色。所以,我只是觉得他们可能会赢得奥斯卡,而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利奇曼和约翰逊因《最后一场电影》分别赢得最佳女配角和最佳男配角。利奇曼在获奖感言里感谢了她在得梅因的舞蹈老师萝丝·劳伦兹,但没有感谢我或者是学院。

  记者:这部电影面世的时候,《新闻周刊》称其是「《公民凯恩》以来,美国年轻导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

  博格丹诺维奇:奥逊·威尔斯那时候给我发了封电报。他说,「看你的评论,就像是圣诞节拆礼物似的。」

  记者:对奥逊·威尔斯来说,认为《公民凯恩》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美国电影的这种评论,成为了他人生中的某种里程碑。

  博格丹诺维奇:他曾经过得很不如意。他想要拍部新电影;他不想关注过去。他跟我说过,制片人比利·罗斯看了《公民凯恩》,然后告诉他,「孩子,放弃吧,你永远无法拍出超越这部电影的作品。」

  记者:你的《最后一场电影》也广受好评,你会觉得这会成为某种诅咒吗,就像奥逊的诅咒一样?

  彼得:不会。奥逊除了《公民凯恩》外,再也没有其他成功影片了。《公民凯恩》(以及奥逊)只赢得过一次奥斯卡,拿到了最佳原创剧本。而我则有好多奖杯。

  记者:在拍摄《最后一场电影》的时候,你和斯碧尔·谢波德(《最后一场电影》的女主角)有染。

  博格丹诺维奇:你知道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和谢波德最近也谈过。那时候我很迷恋她。影院里的第一个镜头,她走上过道,在特写里她说道,「后面黑漆漆的,你们都在干什么?」——就在那之前,我们坐在影院里,她在我前一排。

  我对她说,「我不知道我是更想和你睡觉呢,还是和杰西(谢波德饰演的角色)?」她实际上脸红了,然后他们就说,「好了,我们准备好了,斯碧尔。」那个镜头就是在那之后拍成的。

  博格丹诺维奇:是的。在拍了那场戏之后,杰夫就走了,他要军事训练一星期。为了替代被选调,你得参加一两个星期的训练。所以在他离开后,我对斯碧尔说,「你要孤单一阵子了。杰夫走了。」她说,「我一直都是孤单一人。」我想,这肯定是某种暗示。

  记者:电影里似乎和你的生活有所呼应:片中,布里吉斯和蒂姆斯·伯特姆斯竞相追求谢波德。所以,杰夫回来,基本上在片场上演了电影里的情节之一。

  博格丹诺维奇:是的。我想她告诉了杰夫她跟我有来往。我记得因为一些原因,我和杰夫在巴士旁边谈了谈。我记得斯碧尔把头探出窗,想听我们在说什么。杰夫说,「小心点。」

  记者:从实际层面来说,你妻子波莉·普拉特就是电影的艺术指导,而你又和女演员有染,你是怎么处理这种状况的?

  博格丹诺维奇:这不容易。波莉发现了,她搬出了我们的套房。她的态度有点像,「你自己处理吧,」就好像这是一个问题,这也的确是问题吧。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斯碧尔和我一直都说这只会发生在拍片期间。电影拍完后,我们就结束。但我们的确相爱了。无极荣耀主管

  博格丹诺维奇:没有,她认为电影拍完后这些就会结束。我和她分开后,还合作了两部电影,关系脆弱而缓和。「我曾经提过离婚,」普拉特1971年面对《纽约时报》的时候说道。「他现在不想专一……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嫉妒吗?当我知道彼得带斯碧尔去看了巴斯特·基顿的佳片《七次机会》的时候。」

  我也以为电影拍完后就会结束,斯碧尔也是。但我们回到生活中后,还是不停地见面。我们在好莱坞的假日酒店见面。我告诉波莉,我要离开几天,好好想想,而我和斯碧尔在假日酒店度过了那个周末。她第一次让我晕晕乎乎的。

  博格丹诺维奇:是的。伯特·斯奈德很迷恋毒品,还有鲍勃·拉菲尔森以及(BBS制作公司的)那一群家伙,肯定都玩儿得很嗨。他们曾让我也试试,但我说,「别了吧,我不好这一口。」他们还说不和我拍《最后一场电影》,是因为我太「正」了。后来,我不仅玩儿嗨过,还出轨并离开了我妻子。

  所以我还是没那么「正」。你知道斯碧尔来找我试镜的故事吧?我去纽约试镜几个演员,其中就有斯碧尔。因为我看过她在《魅力》杂志上的封面照片,然后就想见见她。

  记者:彼得·比斯金在他的书《逍遥骑士与愤怒公牛》中说,是波莉在《魅力》上发现了斯碧尔的。

  博格丹诺维奇:她总是为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抢功。无极荣耀注册实际上,我去超市买牙签,因为我当时正想戒烟,所以我得嚼牙签。然后在收银台,有本《魅力》,一本我从未听过的杂志。封面上有一个女孩儿,穿着件衬衣,写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但她表情多愁善感的。看上去并不是真的爱我。

  所以我买下杂志,交给我的助理梅·伍茨,说,「找到这个女孩,好吗?」她就是斯碧尔·谢波德。伍茨把她的名字拼给我,我想,「Cybill(译者注:斯碧尔的英文)」——C-Y-B-I-L-L有点长了吧。

  记者:波莉也说过,当初萨尔·米涅奥是把《最后一场电影》的剧本给了她,而不是给了你,而且在这个项目得以制作之前,你从没读过这部小说。

  博格丹诺维奇:胡扯。在萨尔把这本书给我之前,就已经有三个人给过我同样的书了。我对波莉说,「不如你读一读,然后告诉我怎么样。」她读了之后说,「这本书很棒,但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把它拍成电影。」这才是事实。剧本是根据书改编的。要是我没读过,我怎么能够和拉里·麦克穆特瑞写出这部剧本?

  博格丹诺维奇:不后悔,我不觉得我犯了错。派拉蒙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刚买了马里奥·普佐的《教父》。我们想让你执导它。」我说,「我对黑手党不感兴趣。」

  记者:威廉·弗莱德金曾经说过,《最后一场电影》之后的电影还找斯碧尔真是大错特错。她完全没有表演才能,无极荣耀主管你莫名失了智。他说你是「好色之徒」。

  博格丹诺维奇:这么说真是粗鲁。我们一起拍的电影里,她表现很棒。她在《黛丝米勒》中真是棒极了,这部电影口碑也很好。他们生气是因为我和斯碧尔在交往。我看过我俩的照片;照片上,我看上去自大傲慢、充满魅力,她看上去很性感。

  而且我们还腰缠万贯,名声在外,我们一起拍电影。七十年代中期的某些时候,出了有关我们的负面报道,加里·格兰特就会打电话给我。他说,「彼得,你能不能别再告诉别人你很快乐了。也别再告诉别人你在谈恋爱。」我说,「为什么,加里?」「因为他们并不快乐,也没有在谈恋爱。」他说得对。

  博格丹诺维奇:我们还上过《洛杉矶》的杂志封面,封面上她对着镜头吐舌头。我给奥逊看过《人物》,他随便翻了翻,说,「我可能不喜欢这本。」

  记者:那时候威尔斯住在你贝艾尔市的住宅里。你房子有7000平方英尺,所以你家肯定住得下的。

  博格丹诺维奇:他有自己的房间。你知道斯碧尔闻到他抽烟的故事吗?她经过奥逊的房间,然后说,「奥逊,我闻到有东西烧着了。你还好吧?」他说,「请尊重我的隐私!」后来,管家说,「斯碧尔夫人?威尔斯先生发生了点意外。」她举起那件白色毛巾长袍,上面被烧出了个洞。

  后来才知道,是威尔斯在抽雪茄,他把它放到口袋里,却搞忘了雪茄还是点燃的,然后长袍就着火了。他脱掉长袍,把它扔进浴室。他说他会处理好这件衣服的,但他一直都没有,不过也没关系了。很多时候,和奥逊在一起可有趣了。

  博格丹诺维奇:我不知道。他有强迫症。有一次,我们刚吃完晚餐,然后坐在餐厅里,我问,「有人想吃甜点吗?」「我想,」他说。然后我进到厨房,打开冰箱,本来有四盒哈根达斯冰淇淋的,现在只有一盒了。我打开这一盒,发现几乎快吃见底了。我就回去跟他们说,「有人吃光了所有的冰淇淋。」然后他一脸愧疚地说,「我可没有。」

  博格丹诺维奇:我在他的宾馆里住了有一年,可能还更久。他人很好,很亲切。他邀请了我,我就答应了。我当时有些难处。我没有房子之类的。

  博格丹诺维奇:是的,他有些奇怪。他想看很多电影,所以我就陪他看了。他很喜欢一个叫威廉·威特尼的导演,这个导演拍了一些独行侠之类的电影。虽然不是我的菜,但我喜欢和昆汀待在一起。他很有趣。他喜欢《哄堂大笑》。

  他在自己的放映室为大家放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还没演到的地方,他就已经把台词给说出来了。最后,我说,「昆汀,你能别这么做吗?」他熟知电影里的每一句台词。安德森和诺亚·鲍姆巴赫也喜欢这部电影。他们都叫我「爸爸」,我也允许了。

  博格丹诺维奇:我在新加坡拍《圣徒杰克》的时候一直鬼混,她来探班,然后也就知道情况了。

  博格丹诺维奇:我们把这些妓女都邀请过来了。本会吩咐人说,「妈妈,送两个女孩儿过来吧。」我们经常这样做。这本书说的全是皮条客想要开家妓院的故事。问题是,书中没有女性角色。所以我们只好放一些女性角色进去。所以我们开始找妓女,和她们谈一谈。

  博格丹诺维奇:付了。我下了飞机,就问出租车司机,「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一些姑娘?」他回答,「我带你去。」然后他就带我来到一家妓院,姑娘们排成一排,大概十个,我选了一个。这个女孩儿很甜美,还跟我说了她的故事,非常悲伤。她们都有自己的悲伤故事。

  我对此感到抱歉,就给了她5000美元,让她回家,她也这么做了。她离开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在曼谷等你。」那是她要去的地方。我在电影里也用了这句台词。

  记者:电影对性交易的刻画没有矛盾的态度,也没有表现对这些女人的剥削。杰克对她们太好了,他保护她们,但影片也没有处理这些女人离家来到新加坡,与肥佬上床的悲伤事实。

  博格丹诺维奇: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觉得杰克对这些女孩儿很好,想要创造别致、优雅、愉快的氛围,让一切看上去令人欣喜。我不想要展现妓女痛苦的一面,因为不是要表现杰克冷酷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叫他「圣徒杰克」。

  博格丹诺维奇:斯碧尔来探班,我感觉她发现了我和女主莫妮卡·萨卜拉玛莲在交往。斯碧尔第一次让我飘飘然之后,这改变了我,我想,天呐,这种身体感受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同。所以自那以后,我不想再一个人。所以如果斯碧尔不在我身边,我就会找其他人。我从新加坡回国后,想着我和斯碧尔还会在一起,但她第二天就走了。

  她很沮丧,就离开了。我记得她把一个玻璃烟灰缸摔地上,碎了一地。她回家后和孟菲斯的某个男人在一起,还怀了孩子。我很难过。我写《哄堂大笑》初稿的时候,约翰·瑞特演的角色就花了整个早晨来想自己失去的女孩。

  记者:新加坡发生的事情很有趣,因为你最近的电影,2014年的《爱你就捧你》(该片剧本由博格丹诺维奇和路易斯·斯特拉滕一同执笔)中,欧文·威尔逊扮演一位导演,他是主角,和伊莫琴·普茨饰演的应召女郎睡了,还立刻给了她三万美金,让她别再干这个了。

  博格丹诺维奇:故事就是这么来的。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找过两三个这种女孩,如果她们保证以后不再做这一行,然后回家的话,就给她们万把块钱。

  记者:我认为有关奥逊·威尔斯《风的另一边》之制作的《死后被爱》里最悲伤的地方,是七十年代末的片段,奥逊·威尔斯和伯特·雷诺兹在做客《今夜秀》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了你的职业生涯是怎么日落西山的。他们两个好像有点幸灾乐祸。

  博格丹诺维奇:实际上,在看完伯特·雷诺兹做客《今夜秀》之后,我给奥逊·威尔斯留过言,说「我昨晚看了你和伯特的节目,我想我找到原因了。爱你,彼得。」几天后,他给我写了信,一个信封里有两封信。一封是很长的道歉信,他感觉背叛了我,他很抱歉。另一封大致意思是,「你活该」。他说,随你挑吧。

  博格丹诺维奇:我爱奥逊·威尔斯。实际上,我觉得他也爱我。我也喜欢伯特,但某种程度上,他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

  记者:在雷诺兹的某本回忆录里,他写到你的歌舞片《永恒的爱》,以及你怎么把音符给拍「活」的。他说他得把它当成百老汇的节目来唱啊跳啊,并且想要一条过。

  博格丹诺维奇:可能吧,但看不出来。他拍的时候挺好的。但我记得拍(1976年的喜剧)《大滚友与小老千》的某个时刻,他想要打我。他拿起来复枪——打开保险——我说,「这有点伯特·雷诺兹的做派,不是吗?」他看着我,一副想要把我打飞的样子。

  博格丹诺维奇:胡说八道。芭芭拉·史翠珊,满分100的线分。我说的她全都做了。和她共事很有意思。伯特就是个混蛋。

  很靠左边的彼得·博格丹诺维奇好芭芭拉·史翠珊、瑞安·奥尼尔在《爱的大追踪》的片场

  博格丹诺维奇:她不相信任何人,特别是男人。她不喜欢男人。这就是她取名雪儿的原因:她去掉了自己父亲的名字。也就是萨奇西恩这个姓。她不会演戏。她之所以能拿戛纳影后,是因为我拍的好。

  她也无法支撑一整场戏。她没办法像《纸月亮》里的塔图姆·奥尼尔那样。她开始还不错,但莫名就会很快地跑偏。所以,我拍了很多她的特写,因为她在特写里很不错。她眼里尽是悲伤。

  你了解她的话,就会发现那是自怜,但这还是能很好地用在电影里。罗杰·伊伯特很喜欢《面具》和雪儿的表演,他写道,「雪儿将罗茨·丹尼斯塑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内最有趣的电影角色。」这真是我特写拍得最多的一次。

  博格丹诺维奇:因为我不喜欢她。她总是一副有人骗了她的样子。有一天我去到片场,我说,「你蔑视我,你总是那么低落,好像有人偷了你东西似的。」但最后,七个星期之后,我们开始喜欢对方。她说,我们不再小心翼翼了,我们最后可能会喜欢对方。我说那就太好了。我们最后也的确喜欢上对方,当我后来起诉电影公司的时候,她和公司站在一边,当然会如此了。事情就是这样。

  记者:你起诉公司是因为他们把电影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换成了鲍勃·西格的歌。

  博格丹诺维奇:一开始,片尾曲是斯普林斯汀的《应许之地》。这真的很有力量。布鲁斯很红。那时候,《生于美国》是史上最成功的的专辑。这部电影是环球以前的高层策划的,而(环球的总裁)弗兰克·普莱斯这个混蛋,搞了部叫《走出非洲》的电影。这可能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和罗伯特·雷德福最无聊的电影了。

  记者:她不是还拿到奥斯卡了吗?虽然斯特里普因《走出非洲》获得了第六次奥斯卡提名,1986年的最佳女演员是演了《邦蒂富尔之行》的杰拉丹·佩姬。

  博格丹诺维奇:她拍什么都能拿奥斯卡。这部电影非常无聊。所以弗兰克·普莱斯想要保证《走出非洲》能获得大量关注,《面具》的话就尽量不要有人注意。所以他很想把那首歌拿掉。

  博格丹诺维奇:这个主意很糟糕。我不应该那么做,但我还是做了,因为我真的很生气。

  博格丹诺维奇:起诉他们乱搞我的电影。(1985年,博格丹诺维奇起诉环球违背协议,影响他的《面具》的定剪。同年,在导演工会的建议下,他撤销起诉。)

  记者:《哄堂大笑》的选角真是令我惊讶。你前女友考林·加普和佩蒂·汉森都担任了主要角色,你又开始和多萝西·斯特拉滕交往。你在花花公子大厦遇见的多萝西,并让她出演这部电影。

  博格丹诺维奇:电影开始之前,我们还没在一起。我们只是接过吻。这叫做了解你的演员。考林是波莉和斯碧尔之后的事儿了。我在本森&赫奇斯的广告里看到穿着泳装的考林。然后我就告诉弗兰克·马歇尔,「看你能不能找到这个女孩儿。」当斯碧尔和我分手之后,我们有过短暂的来往。

  和佩蒂的话,是《哄堂大笑》开机前的事,只维系了一两个月吧。我应该是在《君子》杂志的封面上看到她的,我就想见见她。我们相互吸引。我很喜欢她,但我没有爱上她,她也没有爱上我。那段时间,我们关系很复杂。

  记者:你选角会选用所有与你有关的女人,你觉得是这样吗?这样的话有点奇怪。

  博格丹诺维奇:是有点奇怪。因为我了解她们,我也会写她们的戏。我想这样效果不错,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考林和多萝西在电影里关系很亲密。佩蒂嫉妒多萝西。但多萝西和约翰·瑞特相处得很愉快。约翰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

  博格丹诺维奇:非常难过。他离开前一天我还和他在一起。他让我出演他的新剧《八项注意》。在拍完《哄堂大笑》之后,我需要很大一笔钱,35万美元,他全借给我了。他都没问我是不是需要这笔钱。

  记者:在你剪辑这部电影的时候,多萝西被已经分居了的丈夫保罗·斯奈德谋杀了。1980年,八月十四日,斯奈德当时才二十九岁,他在洛杉矶西部的医生室友发现斯奈德和多萝西因头部中枪身亡,斯奈德用的是12口径的枪。在饮弹自尽前,斯奈德明显捆绑虐待过多萝西。约翰·瑞特追求过多萝西,后者嫁给了一个她显然不爱的男人,瑞特和多萝西也爱上了对方。你是基于自己的处境想出来的对吗?

  博格丹诺维奇:是的。基于她的大致情况。虽然我不知道真实故事是怎样的。我从没见过他。甚至没有和他共处一室过。我也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

  记者:我知道谈论这些可能不太容易。但是,多萝西活了下来、电影又上映了,即使她和她丈夫已经离婚了,你不觉得他可能被强迫在银幕上看到自己妻子以一种喜剧的方式背叛了自己吗?

  博格丹诺维奇:他知道我们的事情已经几个月了。这不是问题。这不是谋杀的原因。事出一周前,她还去看过他,两人相处很愉快。不好的是——她说他很难过,他对她很好,他还给她介绍了自己正在约会的女孩,我想他打算把那个女孩带去花花公子大厦之类的。后来,海夫纳不让他去大厦了。

  记者:你不觉得不让他去大厦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得知消息后一定非常生气。

  博格丹诺维奇:他很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他从没做出任何反应。大厦就是他的面包和黄油。造成谋杀的原因是海夫纳禁止他去大厦。

  记者:海夫纳否认了这一点。在书里,你说,在《花花公子》一开始打电话来,多萝西想要去洛杉矶见《花花公子》那边的人的时候,斯奈德就已经告诉过多萝西,去了她可能就必须和海夫纳睡觉,但不用担心。

  博格丹诺维奇:是的,她说过。她告诉我的。她不想,但她的处境让她不得不这么做。这不是什么暴力,我猜只是她没有其他选择了。

  记者:海夫纳明显受这本书影响很大。他开了新闻发布会,说这本书都让他中风了。

  博格丹诺维奇:我摧毁了他。我摧毁了整个《花花公子》神话——对了,他们是个神话。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末所谓的性解放,只是另一种让男人更容易乱搞的方法。只是让他们能更快地乱搞。

  博格丹诺维奇:是的。多萝西这么说过。我说,「那我们就会在其他时候见面。」但她说得对。

  博格丹诺维奇:我整个人一团糟。我之前从没这么糟糕过。多萝西受害时,好莱坞没人告诉我。除了组里知道她或者知道点什么的人。除了加里·格兰特,一个人都没有告诉我。加里非常好。

  博格丹诺维奇:我不想触碰这件事。谋杀。她被杀害后,我很少出门。后来某一天,大概事发后六个月,我去看牙医。我离开的时候,在街上碰到比利·怀尔德。我说,「嗨,比利。」他说,「嗨。」他眼睛都没眨一下,说,「你知道被谋杀的那个女孩的来龙去脉吗?清洁不对。应该是……」然后他开始告诉我怎么修正多萝西谋杀案的情节。

  博格丹诺维奇:是的,我知道。这比德国人的低级品味还糟糕。简直不敢相信的恶趣味。我只能点点头。

  记者:显然,《永恒的爱》很糟糕的首映之后,怀尔德说你可以听到所有人都在开香槟庆祝。他为什么这么说?

  博格丹诺维奇:他就是嫉妒。我年轻而成功。他年迈,还没拍成一部电影,我也没写过任何赞扬他的文章。他想要搞砸我打算拍的两部电影。一部是《私人生活》。执行官问他意见。他说,「很糟糕。」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你知道托尼·柯蒂斯的儿子过量注射身亡时他说什么吗?他写了封电报,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记者:在那之后,你有一些严重的财务困难,从你向公司买回《哄堂大笑》之后开始的。

  博格丹诺维奇:我花了很多钱。因为我很压抑。我完全不在乎。我想要死掉。我想要忘记。想要结束一切。每个人对跟我说,「别这么做。别买这部电影。」你没办法自己发行。他们一有机会就整你。我只能说,「操。我不在乎。」我抵押了我的房子。花了500万美元。这是我所有的钱了。

  博格丹诺维奇:我知道黛安·基顿买了这套房子,还重新装修了一下,有点毁了这套房子的意思。一段时间后,她就转手卖了。现在我不知道主人是谁。

  记者:《哄堂大笑》口碑不错。但抛开质量不谈,你觉得这样一部女主演刚被谋杀的喜剧片,在市场上会有困难吗?

  博格丹诺维奇:是的。实际上,我不觉得它会有很好的成绩。当它失败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孩子也死掉了。

  记者: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些有关这件谋杀案的电影,特别是鲍勃·福斯的《八零年代之星》。

  博格丹诺维奇:我打电话给鲍勃,说,「你真的在拍一部有关多萝西的电影吗?」「是的。」我说,「你为什么要拍?」他说,「我们觉得这是个好故事。」我说,「你他妈怎么知道这个故事是怎样的?我都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这跟你无关,说的是她的故事。」

  我说,「我不在乎它跟我有没有关系。我不关心。这么说吧,鲍勃。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我不会拍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表现不好,也是他拍的最后一部电影。他不应该拍的。这部电影害惨了他。

  博格丹诺维奇:差不多吧。我记得因为电影里写到了耐莉,所以我不得不去看。他们没用我的名字,所以我无话可说。由于法律原因,我去看了电影,这部电影很糟糕。坐在华纳兄弟的放映室里,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出现在银幕上,用了另一个名字,他对多萝西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心想,好吧,鲍勃,我懂了。你也是个混蛋。吃醋、嫉妒,搞砸一切。

  博格丹诺维奇:他什么都没有说。我从未跟他聊过这件事。那时候我和奥逊很少说话了。后来大概一周半之后,在他85岁去世的前两周,我跟他说过话。我说,「天哪,奥逊,我感觉我犯了很多错误。」他说,「想要没有太多过失而过一生,似乎很难。」这算是修补了我们的友情。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讲话。

  博格丹诺维奇:很多。我应该多知道一些事情的,但我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说起来真是难过。

  博格丹诺维奇:一定程度上是的。你没法克服这样的事。我是很糟糕的PTSD患者。路易斯也是。耐莉也是。

  记者:多萝西的妹妹路易斯和妈妈耐莉起诉海夫纳,因为1985年的时候他说,你在路易斯13岁的时候就和她发生了关系。他还说你和耐莉也发生了关系。

  博格丹诺维奇:谋杀案之后,人们想方设法针对我。所以他们说我和她母亲发生了关系,这线年,《人物》杂志把你放上封面,上面的你仿佛一个性变态。

  就像是《花红酒绿》里的歌儿那样:「我们合乎礼仪地分房而睡/一间用来嬉闹,一间用来作秀/你追赶我/在我们的罪恶之所。」这是首很棒的歌儿。我们各有自己的房间。我们没有到处乱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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